比較文學如何借屍還魂?(李育霖)

朱偉誠在上個月電子報中的短文〈定位與連接:作為思想資源的臺灣比較文學〉一文中,提及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興起、發展以及衰微的歷程,頗有令人不勝唏噓之感。這幾年,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其學術風氣的衰微像病毒似地在全世界蔓延開來,特別在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直接宣稱這一學科的死亡之後。但事實上Spivak語重心長,她似乎希望將舊有的比較文學置之死地而後生,並嘗試藉此宣告啟迪一個屬於新時代的文學研究方法。我們故且將這新時代稱為全球化或「大寫帝國」(Empire)時代,但這個所謂的新時代看來相當複雜,並非「全球化」一個字可以涵蓋。在近十年之間,我們目睹全球區域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力之間的叫囂、衝突、崩毀與重整,以及資訊科技不斷地推陳出新,這些巨大的變動的確迫使比較文學無論作為一門既定學科或研究方法,都必須重新思考自身在人文學科中的定位及其價值。

朱偉誠在回顧戰後臺灣比較文學的發展中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他指出臺灣比較文學相對於西方的利基,亦即其自身的在地位置不僅可能培養獨特的學術視角,同時也可能刺激或帶動在地文學的研究與發展。這是相當樂觀的評估與期待。在這裡我很樂意持續這樣的樂觀,但稍微將視野限縮一下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當前全球化下,臺灣的比較文學學者可能做出何種貢獻?或者反過來說,臺灣在地文學研究如何回應這波全球化?用大家更為熟悉的話語是:臺灣在地文學研究如何國際化?無可諱言的,這個問題的提出背後隱藏的與其是在地文學的全球化或國際化問題,更多是臺灣對於自身在一波潮流中被進一步邊緣化的深切焦慮。

關於在地文學研究的國際化問題,兩個新興且經常被提及的概念與策略包括「華語系文學」與「東亞文學」。兩者有其各自發展的背景脈絡以及隱含的不同學術權力配置與策略,但這些也都與目前方興未艾的全球化風潮息息相關。例如華語系(Sinophone)文學,其概念參照「英語系文學」及「法語系文學」,一方面嘗試將「文化中國」海外版升級,一方面將強調文化鄉愁的全球華人離散研究舊版本更新,因而採取反中國中心主義的特殊論述位置並植入反霸權能量為其特質,希望在全球化的秩序以及地方重整的力量中站到弱勢的一方,並期許帶來改變的力量。儘管對於華語系文學的範疇是否應該包含中國大陸仍持續爭論著,但華語系文學無疑面對難以克服的內在雙重矛盾,一方面強調去除中國中心主義,但其概念本身卻弔詭地以華語標示其範圍及其特質。因此華語系文學概念及其行動方案經常陷入兩難:一則因為概念本身與「中國性」太過接近,因此很容易被納入華語系家族而落入刻板僵化的既定範疇乃至失去了反本質反霸權的動能。二則為了爭取全球的學術版圖,華語系文學必須將自身委身於少數或弱勢文學,並藉以面對中國文學以及西方主流文學傳統。

另一方面,「東亞文學」在其美麗誘人的名稱下,更是反抗勢力的政治性集結,包括反抗自現代化以來加諸亞洲的西方霸權、反抗冷戰以來以美國學界馬首是瞻的東亞或亞太區域研究、以及反抗以美國為主的全球化帝國的權力配置等。當然,這些反抗勢力集結之所以可能,主要來自於美國與歐洲政治經濟與軍事等力量的日顯疲軟以及東亞力量崛起的自信。臺灣身在亞洲似乎樂意看見亞洲能在世界文化或學術版圖中占有一席之地,且不再只是美國及西方帝國眼中的亞洲,而是亞洲人自己的亞洲。但就這點而言,臺灣的游移與焦慮更加深沈了。長久以來作為亞細亞的孤兒,將如何在新的時代在亞洲找到父親或在世界區域的版圖中重新發現及定位自身?儘管經常被刻意或不經意地忽略,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臺灣在其歷史發展中的確一直都與亞洲密切互動著,但將臺灣在地文學與東亞並置連結,其意涵顯得格外複雜。但無論如何,在相當程度上,東亞文學的思考與華語系文學的概念都標誌著重要利基,包括東亞獨屬的抵抗文化模式、一個相異於西方的另類典範、乃至全球的區域聯盟等。然而這些利基也同時夾帶著風險,例如對於東亞自身區域以及系譜的強調可能將區域的文學研究推回遵循全球學術權力描圖的陳舊比較文學典範,或輕率粗略地複製一廂情願的文學類型比較或類似差異對照的簡單邏輯。

儘管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或作為研究方法都無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但事實上,比較文學似乎也在不同場合中借屍還魂。例如西方持續添加「世界文學」概念的薪火。而我在這裡想藉此機會提及最近甫成立的學術社群──臺灣人文學社。臺灣人文學社基本上是由台文、外文、藝術及其他人文學界成員共組的學術社群,其主要成員由外文學界或比較文學學界中的理論社群演化而來。學社的基本的目的有二:一則尋求在地的跨領域對話交流(文學、影像與多媒體藝術等),但更重要的是推動在地人文學術研究與區域乃至全球的連結。這一目標與策略在相當程度上與比較文學的發展趨勢不謀而合。如果以國家、語言與文化界線區分的人文研究不足以回應全球化時代跨國文化的快速流動以及資訊科技的不斷更新,或者反過來說,以國家、語言與文化作為單位的連結不再有效卻反而帶來限制,人文學科的研究便必須重新思考其定位並尋找新的連結方式,以促進新的知識生產動態模式。其中,東亞之間的連帶關係的確是社群思考的重點與目標推動的重要策略,但所謂「東亞」以及「連帶」等概念則必須重新理解。東亞作為方法,便不再僅僅指稱一個實際的區域地理或完整具體的文化實體,而是必須不斷等待更新的「虛空」;同樣地,「連帶」當然也不再只是區域中國家或文化單位間機械的外部連結,而是不斷尋找自身特異性的關係重整以及持續斷裂聚合的重新組配。